最牛车贴拒绝钓鱼式执法

　　“钓鱼执法”曝光后，网上流传一条“最牛车贴”，上书“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，临盆产妇、车祸、中风、触电、溺水，都不关我事，尤其是胃疼的”。 多么无奈的话语，又是多么沉重而又苍凉的话语！人们叹息：世风日下，世态炎凉，人性冷漠，好人难做。如果再遭遇一次执法者以如此卑劣、龌龊的手段“执法”陷阱的话……

　　最近成为全国公众关注焦点的，莫过于上海的“钓鱼式执法”了。所谓“钓鱼式执法”，英美叫执法圈套，从法理上分析，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，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下，才从事了违法活动。这种执法方式实际上生存已久，而且在某些行业已是公开的秘密，是上海市闵行交通执法大队把其推向风口浪尖，受到社会的普遍质疑、谴责和义愤。在猛烈声讨之余，我们应当反思些什么呢？笔者认为，至少有5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。

　　一是“钓鱼式执法”亵渎和践踏的是什么——法律

　　执法是对违法行为课之以法律。也就是说对一些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，依法给予法律制裁。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点：一个是法律有明确规定，二是违法行为已经发生。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，不能随便进行法律制裁，行为尚未构成违法，不能以违法制裁。也就是说，执法过程是事后监督、制裁，而不是事前，更不能诱使别人违法，然后再进行制裁。因此，在行政执法中，执法者本应严格执法，文明执法。而这种为了“背后利益”而诱使守法者“违法”，并把所设之套作为定性证据的“钓鱼式执法”，是明显的采取非正常取证手段的行为，显然是违法的。它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与公正，而且摧毁了人们对法治的信仰与信任，这种既悖于法律也悖于法理的执法方式，是对法律的亵渎和践踏，是法治国家的荒唐之举，实为法治社会之耻。

　　二是“钓鱼式执法”的背后推手是什么——利益

　　无利不起早。程序非正义且在道德观念层面也不得人心的“钓鱼式执法”为什么能大行其道，内在的根源和原动力在于利益驱动，是“罚证经济”思维笼罩下的权力自肥。正是这种思维惯性的驱使，虽有公安部“坚决杜绝给交通执法部门下达罚款指标”之类的命令，但闵行交通执法大队仍可以变着花样采取“钓鱼执法”，雇用“钩头”，大搞欲擒故纵之类的“养鱼政策”，并且取得“优异成绩”——据网上公布数字，该大队两年内取得“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，罚款达到5000多万元”的好成绩。由此，我们可以清晰看到，如此的执法衍生于一个庞大的“执法经济”链条上。说白了，罚款经济是“钓鱼式执法”等违法行为的背后“黑手”，不斩断公权力和经济利益的直接关联，执法部门就可能受利益驱使而非遵从法律来行使权力，这种“政府权力部门化，部门权力个人化，个人权力商品化”的权力异化，使公权力蜕变为以权谋私的工具和载体。既然是利益驱动，那我们何不来个逆向思维，掐断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的驱利路径，问题不就解决了嘛！

　　三是“钓鱼式执法”最受伤害的是谁——政府

　　“钓鱼式执法”以没骗局方式，有组织地栽赃陷害良民，以作伪证来讹诈受害者钱财，这种诱民入罪的方式实质上是以违法的形式来“执法”，已经严重背离了人民政府的宗旨，是公权的乱作为、瞎作为。说实在的，本应是约束人们遵守公共秩序的政府，如果自身行为发生扭曲，它必将对社会规则和秩序造成混乱，必将使公众对政府的诚信度大打折扣，会形成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，甚至在情绪上的对立。上海“钓鱼式”执法案浮出水面后，人民网调查，九成上海市民认为政府最没诚信，公众对上海政府的信任度之低，足以说明一切。

　　四是“钓鱼式执法”摧毁的是什么——社会道德生态

　　网上“最牛车贴”——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，临盆产妇、车祸、中风、触电、溺水都不关我事，尤其是胃疼的。多么无奈的话语，又是多么沉重而又苍凉的话语！人们叹息：世风日下，世态炎凉，人性冷漠，好人难做。如果再遭遇一次执法者以如此卑劣、龌龊的手段“执法”陷阱的话，受到重创的是人们的同情心、侧隐之心、善心爱心。如果任凭这种毒瘤慢慢地侵蚀着我们这个社会的肌体，其后果是严重的——社会信任危机加剧，互助友爱土壤板结，人们良知泯灭，社会道德沉沦，使本来十分脆弱的良好的社会道德生态受到毁灭性的打击。

　　五是“钓鱼式执法”的根治靠谁——人大政府应有为

　　“钓鱼式执法”是“执法碰瓷”。从根本上违反了政府公共政策和管理规则，违反了行政管理法律规定，应予以根治。靠谁，怎么治？我认为，一要靠人大，二要靠政府。具体讲，人大应从三个视角重视并有所作为，第一，从立法视角，加快立法进程。如上海“钓鱼式执法”案中，关于“黑车”、“拼车”、“互搭顺风车”等概念界定不明，又如执法单位自主裁量权过大的问题等等，应从法律层面予以解决；第二，从监督视角，加大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执法工作的监督力度，使其执法行为合法合理；第三，从公民诉求视角，及时受理，主动介入公民的利益诉求，并通过有效途径帮助其解决。政府也应从三个方面有所作为。第一，着力提高依法行政能力。树立法治意识和民本意识，切实做到有法可依，执法必严，违法必究；第二，建立和完善部门执法“纠错”机制。上海“钓鱼式执法”案，第一次认定否定有“钓鱼式”，受到广泛质疑，第二次承认取证手段非法，向社会公开道歉，并表示开展行政问责，赢得公众理解和支持。实践证明，只有依法行政，有错必纠，才能真正取信于民；第三，斩断部门执法利益链条。严格按照《行政处罚法》的规定，收支两条线，禁止罚没收入返还，从根本根治公权异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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