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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
元代统治者重视理学，在元仁宗延祐二年（1315)重开科举时，即规定科举考试科目从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“四书”中出题，答案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，从此，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成为国家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，明、清两代的科举考试也以朱熹的注解选拔人才。“四书”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，一方试的标准教材，明、清两代的科举考试也以朱熹的注解选拔人才。“四书”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，一方面，奠定了“四书”在中国传统经学中的核心地位，使四书的研究出现繁盛情况；另一方面，士人为了晋身仕途，学习“四书”，受儒家伦理纲常的熏陶，这样便禁锢了他们的思想，为统治者选拔忠心顺从的官员提供了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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