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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，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许多的名人，他们通过自身的智慧创造出许多的传统文化，这些传统文化经过多年的传承和改善变得更加的牢固，山东是中国古代文化教育最为发达的区域，而与文化教育息息相关的则是山东的运河文化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下面的山东文化告诉你答案，一起来看看吧。
运河通，书院兴
山东是儒家文化的起源地，也是古代文化教育事业最发达的区域，历代书院兴盛便是明证之一。元代以后，山东境内书院数量有明显增加，好多着名书院如洙泗书院、泰山书院、尼山书院等，大都在运河流域。明朝中期以后山东书院发展更为迅速，新建书院达八十七所，修复前代书院九所，其中有四十二所在运河流经的区域。明朝后期，鲁西地区书院纷纷建立，正是运河交通带动文化交流和社会进步的突出表现。据统计，清代山东书院达213所，有86所分布在沿运河地区。书院数量多，既是运河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，也是文化兴盛的表现。
谈起产生于运河区域的文学特别是小说，人们首先会想到《金瓶梅》。其作者“兰陵笑笑生”到底是谁，学界目前已考证出百人之多，但究竟是谁，仍旧莫衷一是。不过所论及的作者绝大多数出生或生活在运河区域这一点是肯定的。《金瓶梅》内容更是与运河密切相关:书中展示了临清城市的繁华可与当时其他书籍相印证；七八十处对临清景物的描摹，在临清地方志中大都可以找到真实的记述；特别是对临清钞关、娱乐业、服务业、运输业的描绘，更说明作者对临清有全面深入的了解。通俗小说是市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而市民文学兴起的先决条件是城市工商业繁荣，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。明清运河畅通，推动了城市经济发展，通俗小说的出现适应了这样的需求，而《金瓶梅》显然是其中的代表。
运河带来民间信仰多元化
明朝开始，佛教和道教在山东呈现出由盛转衰的趋势，并逐渐向世俗化方向转变，而杂糅三教教义的民间宗教蓬勃发展。随着大运河区域南北文化交流融会逐日增强，许多异地神祗开始在山东运河区域传播，融入了本地社会生活，使这个区域的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出现多元化特点。
明代以前，山东地区的民间宗教以白莲教、弥勒教及摩尼教为主。明代中期新教派开始出现，它们在教义、组织、仪式等方面都与此前的教派有明显差异。成化年间，“无为教”在山东运河区域广泛传播，进入清代，各种名目的教派层出叠见，八卦教、清水教、天理教、离卦教、圆顿教、在理教、罗教、弘阳教、闻香教等等都在这个区域出现。明朝以前山东运河区域的民间信仰，除官府提倡的城隍、土地诸神之外，还有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信仰。明朝大运河贯通后，民间信仰的对象，有水神、行业神、自然神，还有圣贤神，数量与日俱增。其中以金龙四大王为代表的水神崇拜和关公信仰最为普遍，成为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十分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。
苏禄王墓见证中外交流
明成祖建都北京后，鼓励海外国家来京朝贡。这时，京杭运河全线畅通，前来朝贡的诸国使者，大都从东南沿海登陆，沿运河乘船北上，到达北京。在山东运河沿线，常年可见东南亚各国朝贡的船只靠岸销货购物，各运河城市也都有东南亚各国的香料特产出售。
在大运河岸边的德州市郊，有一座明代外国国王的陵墓——苏禄王墓，它是明清时期东南亚国家使团沿大运河往来的见证。苏禄国位于菲律宾南部的苏禄群岛，永乐十五年(1417)八月，苏禄国三王率领家属、随从三百四十余人来北京朝贡。九月，使团沿运河南下回国。行至德州，东王病逝。明成祖闻讯，赐谥号“恭定”，按诸侯王葬制为其修建陵墓。按照中国礼俗，明成祖让苏禄东王的长子回国继承王位，次子安都禄、三子温哈刺及王妃、随从等十余人留在德州，守墓三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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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过后，苏禄王的两个儿子及王妃等不愿离去，后获准定居德州，长期为苏禄王守墓。他们死后也都葬在了苏禄王坟墓旁。按照中国的姓氏习俗，安都禄的后裔改姓安，温哈刺的后裔改姓温，苏禄王陵墓附近逐渐形成了安、温二姓居住的村庄。
明代日本与中国间的朝贡贸易很发达，这种贸易要经过朝廷批准，发给许可证明“勘合金牌”，所以也称勘合贸易。据《漂海录》记载，弘治年间，崔溥等人从宁波沿运河乘船北上，路过济宁以南的鲁桥镇时，岸边民众误认为他们是日本人，所以用日本语向他们打招呼。可见当时来往于山东运河沿线的日本人甚多。元代意大利着名旅行家马可·波罗曾经从北京出发沿大运河南下，在他的“游记”中，记录了很多山东运河沿线城市及运河区域的风土人情。
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由南京乘船去北京，曾在山东运河区域的临清、济宁逗留，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中也有不少山东运河城市的记载。西方人在运河区域的活动，传播了西方宗教和价值观念，但同时他们也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了这里，客观上对运河区域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。